终于有点时间来写程教授发现的那张经典照片。在《平民老倌罗家宝》p42~44写了罗家宝和上世纪50年代曾任广东省文化局副局长的华嘉的一些事,那是从一张照片说起的: 1958年夏天,罗家宝与当时的妻子白燕珍因抵受不了某些外界的压力和家庭纠纷的烦恼,双双抑药自杀,幸而获救。出院十多天罗家宝再度登台演出现代剧《血染红花岗》。让罗家宝能继续振奋精神的是,在他演出后谢幕时,观众们不肯散场,用上前台争着要跟他握手,还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虾哥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有高有低,你一定要回复信心啊!”同时,这一年的第16期《中国戏剧》(应该是半月刊,正值“夏天”!)刊登了一张罗家宝该剧的一张剧照。这张剧照是置于“戏曲艺术要大力反映伟大的群众时代”这个大标题下刊登的,在一共十张的图片中,代表粤剧的剧照,只有罗家宝这一张。 作者写到这里发出了一连串的想象: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在芸芸粤剧演出中,只选了《血染红花岗》的剧照等在《中国戏剧》上,是因为在当时的粤剧剧目中,只有此剧才算是能反映伟大的群众时代?是因为它原来是‘群众’的创作?还是有人悉心挑选了罗家宝的照片送到有全国影响力的杂志刊登,给刚从死神手上抢救回来的他打气?抑或是一切纯属巧合?”“笔者甚至大胆忖度,这个选择会否与广东省文化厅副局长华嘉有关。” 我们不必因为写“史”动用“想象”而因此怀疑作者治学的“严谨”性。大凡一个稍微细心些的读者读到书中大量的类似下面的句子,品嚼一下划线部分,都不会产生这种“怀疑”—— “因为父亲的关系,罗家宝小时候即亲睹大老倌特别是薛觉先的演出,这是其他年龄相若的粤剧艺人不一定有的经验”(p15) “因为罗家树掌板技艺高超,名演员对他十分器重,故此对初出道的罗家宝也另眼相看。这种童年经验不是其他演员都一定拥有的。”(p20) 话又说回来,从根本上来看,离开了史学家的想象是很难形成所谓“历史”的。试想如果甲骨学家不凭借建立在各种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知识基础上的丰富想象,我们今天看甲骨文献依然像天书。 熟悉大陆舆情的人都知晓,任何上报上级部门的“材料”都要经过领导审阅(诉诸媒体的更是如此),重要的则须主要领导签发。笔者从事媒体工作大半生,对此太熟悉了。 其实,这张照片的“签发”者是不是华嘉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作者通过这条珍贵的“史料”,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省级文化主管部门“领导”对于粤剧、粤剧艺人的一种“态度”。 粤剧是一种文化现象。60年前,人们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态度”怎样,如果仅见公众“态度”而未见“领导”就不是完整的“历史”。程先生作为“历史人类学”者的高处正在于,她并不是仅依据各种当时的官方“文件”来向读者揭示这种“领导态度”,而是事件的、人情味的勾出了一个常人不多见的丰富历史层次。 在这一部分文字中作者爬梳史料钩沉出了很多“新”内容,如1959年初,罗家宝因心理不平衡曾企图偷渡未成再遭批判,香港媒体谣传他和马师曾已死。不久香港某公司来广州拍戏,罗家宝被安排演一个普通衙差等,作者以为均“不无辟谣的用意”,这些即使在官方“文件”里也是无法看到的“内容”。 写出“一个比虾哥自己更熟悉的虾哥”,程教授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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